“青少年的发展是变化的呈现”（Briggs, 2002, p.47）。青少年正在参与一些重要的发展过程，如性别身份的建立、在独立的道路上与父母分离、学习工作、发展他们自己的标准和价值观。所有这些变化都使青少年面临着自己强大又脆弱的方面，这些方面必须融入他们的身份意识中。大多数孩子从潜伏期，经过青春期和少年期进入青年期，都没有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但从13岁开始，抑郁症的发生率迅速增加（Lewinsohn, Rohde, & Seeley, 1998; Costello, Erkanli, & Angold, 2006）。通往青春期抑郁症的道路是多方面的。
首先，有证据显示，一个或多个发展领域的停滞会导致抑郁（Haynal，1985）。受挫的分离过程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抑郁症状（Rustin，2009）。抑郁的青少年往往表现出缺乏对攻击性的整合（Midgley等人，2013）。不同的发展路线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当情感调节未能跟上认知或性别成熟的步伐。由此产生的紧张关系可能产生沮丧和困惑的感觉（Stortelder & Ploegmakers, 2010）。
其次，羞耻感，作为人际关系调节器或作为警报信号的功能，它不仅保护青少年脆弱的自我意识不被进一步瓦解，但也可能让青春期的孩子变得不适应并导致自恋性抑郁，Anastasopoulos（1997，2007）发现这是在临床实践中青少年最常见的表现。一些青少年发现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自尊会被父母的去理想化进一步削弱。
第三，另一条通往抑郁症的道路是来自家庭的情感投入和支持的降低（Allen & Sheeber, 2009）。当依恋关系不安全和随之而来的心理化能力变得脆弱时，脆弱的青少年有可能出现发展危机，因为他们经常发现发展的任务不堪重负（Hutsebaut，2009；Midgley等人，2013）。
研究表明，心理治疗对青少年抑郁症的治疗是有效的（渡边等人，2007；薇兹等人，2009））。一项考昆综述（Cox等人，2014）显示，不同治疗方法的疗效没有明显差异，这与成人治疗的研究结果一致（Shedler，2010）。Midgley和Kennedy（2011）的回顾显示，各种心理动力学疗法都产生了积极的结果，特别是对抑郁症儿童。短期心理动力模型，在儿童和青少年的一系列常见精神障碍中尤其显示出疗效（Abbass等人，2013），具有强大的组内效应（g=1.07，95%CI=0.80-1.34），与治疗后相比，后续数值有所增加（g=0.24，95%CI=0.00-0.48）。
总之，这些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了青少年心理动力学治疗方法的潜力，值得进一步探索。在临床实践中，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在态度（如支持性与表达性）或重点（如关系导向或移情导向）上有根本的不同。英国正在进行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检查对年轻人的心理动力学工作（用精神分析和认知疗法改善情绪，IMPACT研究）（Goodyer等人，2011）。Briggs和Lyon（2012）还开发了一种针对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的限时心理疗法。这两种心理动力学治疗方法的重点是解释和在移情关系中工作，包括过去的关系。洞察力被理解为促进进步，这一点已经停止了。
在荷兰，一个针对青少年的短期心理动力学支持性心理治疗（SPSP）项目已经开始。SPSP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抑郁症心理动力学疗法，已经在一系列随机对照试验中对成年患者进行了研究（例如，Driessen等人，2013年）。支持性的心理动力学疗法似乎与CBT同样有效，最近的一项Meta分析显示支持性的方法和更多解释性的方法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Driessen等人，2015）。
因此，我们想说明SPSP中的支持性态度及其对关系发展的关注，是如何使其成为一种有前途的青少年治疗方法的。与上面提到的两种英国治疗方法相比，SPSP是一种结构化的青少年关系冲突的材料模式。从实践层面入手，刺激青少年发展心理思维，同时采用支持性技术让青少年参与治疗并刺激其进步。与英国的两种治疗模式相比，移情工作并不被提倡作为鼓励青少年改变的干预措施。
针对青少年的SPSP
SPSP是一种有时间限制的个人心理治疗，在6个月内16次，强调抑郁症的关系病因和意义（Jonghe, de, 2005）。其基本假设是，一个人对主观世界的感知，是基于内化的过去的关系和现在与治疗师的关系所产生的模子，在这种关系中，青少年将体验到充分的支持，以促进他们的发展和进步。SPSP的治疗干预集中于青少年在治疗情境中同时感受到的两种矛盾关系之间的“不和谐”的体验。现实的人际关系和源于过去的个人内部关系都得到了处理，这些关系是新关系的模子（自我和客体表征）。治疗师应避免满足来访者对完美客体的渴望，同时也要小心翼翼地避免成为令人恐惧的坏客体。充分支持的特点是多方面的，因为治疗师适应了来访者若干发展需要，这些需要可能直到某些时候才能在外部世界中得到充分的满足，包括感觉层面到达被理解和被认可的需要，以及被设定限制的需要。
除了对关系冲突的关注外，SPSP的特点是区分了八种层次的谈话，用于结构和帮助治疗过程（Maat, de & Jonghe, de, 2008）。在治疗开始阶段，在第一和第二层工作时，重点放在青少年的身体和心理症状。以及投诉、生活环境对抑郁症状的影响。这两个层次的干预主要是支持性的，例如，鼓励适应性的应对机制，唤起减少内疚的想法，或给予表扬或建议。
在第三层次，重点从抱怨、症状和生活环境转移到可能与抑郁症状有关的关系问题。第四个层次，强调了青少年生活中一个或多个关系模式，这些模式可能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发生或持续。如果青少年有阐述这些模式的能力，那便促使青少年去承担责任，去呈现他或她个人对这些问题的见解，这是青少年容易外化的一步，他们往往觉得很难。如果治疗师现在在第五层次工作，可以阐述青少年是如何促成这些适应不良的模式的。在第六个层次，青少年和治疗师试图了解这些适应不良的模式在过去是如何发展的，并努力解决这些过去的关系如何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持续存在。在第七层次，青少年与自己保持的关系，即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即被认为是认同这些源自过去的内化人际关系的结果。第八层次涉及到与治疗师的实际关系中的前几个层次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可能是来自过去关系移情的表现，但当治疗过程受到阻碍时，它们首先是在治疗关系的当下得到解决。治疗师一般不进行更深入的或引起焦虑的对抗，因为他认为这些对抗很容易被抑郁症患者误解，因为他们的思想和情感被扭曲了。但有时，治疗师会采用干预措施，如在较高的话语层次上进行向上解释，以促进更多的洞察力。
在日常的临床实践中，大多数基于SPSP的疗法都是从1到5级进行的，而6到8级较少达到。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后面这些水平不是SPSP的“黄金”，而前五个水平也不是“镀铜”。除非当前层次已被充分探索，治疗师不应进入下一层次，而且并非所有青少年都需要达到第8层次才能发生足够的变化，也并非所有青少年都有心理能力达到这一层次。从第一个层次开始，以更多的支持性态度，向每一个连续的层次推进，治疗师也需要相应地转移他或她的干预重点，使之更具有表现力和洞察力。在治疗抑郁的青少年时，治疗师应该考虑到青少年仍在发育中，向成年人寻求帮助很可能会干扰到他们与成年人分离，并建立主体性的发展任务。
青少年的心理治疗需要进行发展性的工作（Hurry，1998；Sugarman，2003），解决他们不成熟的认知功能，以及缺乏照管、倾向于非黑即白的方式思考，并在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卑感之间徘徊（Waddell，2006）。青少年偶尔有全能的、具有挑战性的防御，可以理解为是为了应对因日益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个性而产生的恐惧（Briggs，2002）。治疗师试图避免侵入性地进入青少年的内心世界，因为青少年会让过于好奇或小看他们的成年人远离。
因此，我们认为，充分的精神分析理解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是满足发展的需要，如被看到和被确认的需要以及体验自主性的需要，而且还需要有限制。此外，治疗师必须对孩子对其照顾者的忠诚度保持敏感。如果青少年仍然住在家里，也可以考虑对其父母提供支持。
与父母一起工作的共同治疗师可能会解决父母的各种焦虑和压力，如内疚感、挫折感、愤怒或恐惧，并让他们了解青春期的正常发展主题。通过培养他们父母的态度和孩子的需要和愿望的反思功能，可能能够更充分地支持到他们的孩子。当原生家庭非常不安全时，青少年一般会以退缩或攻击性的方式来回应。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基于依恋视角的干预措施可能会特别改善父母和青少年之间的联系（Diamond等人，2002）。
临床案例
现在我们将介绍三个小故事，以详细描述了SPSP治疗抑郁青少年的过程。所有案例都是匿名的。
夏洛特：分离-个体化过程受挫
夏洛特在因慢性病并发症失去母亲八个月后出现了抑郁症状（话语水平1和2）。当时她18岁，在这之前，作为唯一还住在家里的孩子，她一直在悉心照顾卧床的母亲。她的父母在她10岁的时候就离婚了，从那时起，她和她的父亲——一个经常在国外的商人——就几乎没有联系。
她的姐姐们多年来一直不在家里，也没有主动帮忙。这让夏洛特感到被遗弃和孤独。在她年幼，父亲还在家时，她目睹了父母之间的家庭暴力，并经常跳出来阻止暴力。她的母亲禁止她在外面谈论这些事，因为她担心夏洛特会被儿童保护机构带走。可能她的母亲也对家庭虐待感到羞愧，但无论如何，夏洛特把她母亲要求她保守秘密看作是对她忠诚的要求。她最初在与我的互动中表现得相当务实。她事先询问是否可以增加治疗次数，因为这些次数似乎不够。不久之后，我们很快就发现，被亏待的感觉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她不想和她的姐妹们一起去给她母亲扫墓，因为她仍然对自己被单独留下照顾母亲的疾病感到非常生气（谈话3层）。她的全科医生也不合适，她的雇主不愿意给她一份长期合同，她的滑板车也被偷了。尽管接纳访谈者说她没有什么支持系统，但人们逐渐发现，她身边有许多朋友和家人，而她在接纳访谈中却没有提到。无论他们做什么，她都指责他们没有及时帮助她，或者没有和她保持足够的联系，或者他们对她的关注太少，让她自生自灭（谈话4层）。几次治疗之后，她自发地承认承担了自己的责任（第5层）：她意识到自己也让别人无法提供帮助，因为一部分的她想成为唯一供养母亲的人，为她做一切事情，在她的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由于家庭中没有人阻止这一点，她一直处于与母亲结盟的地位，牺牲了与他人的联系，也牺牲了自己的发展。在谈话的第6层，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自信对夏洛特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我的要求下，她提到在她17岁时问她是否真的要和男朋友约会时，母亲使用的刺耳的语气。立刻，这让她感觉到她的母亲并不赞成这种关系。有一天，当她母亲的病情明显恶化时，夏洛特表示她不再有能力照顾她了。她哭着告诉我，她仍然对此感到非常内疚，她的母亲因为并发症而没能从医院回来，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她无法阻止她母亲的死亡，这对她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我回应说，如果医生不能阻止，她怎么能阻止呢？
在我们准备开始每隔一周而不是每周见面，在此之前的最后一次治疗里（根据协议规定），她胁迫性地问我：“我们真的要每两周才见面一次吗？”在反移情作用下，我感到被困住了，好像我不能动。这可能是她和她母亲在一起时的感觉？我回答说我们确实要减少频率。“为什么？”她问。我说：“我理解你担心疗程是否足够，而且你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但我想坚持我们达成的协议。我还想和你一起反思，这在你身上唤起了什么。”坚持规定的咨询次数，会有一个相当大的风险，即紧张局势会上升。
然而，当被问及时，她说她对保持在16次治疗没有意见。她说，她的学习计划让她相当忙碌，而且她已经和她的姐妹们约好一起去看他们母亲的坟墓。她还谈到了各种身体症状，她认为她的普通医生没有认真对待自己。这为第七层谈话提供了一个垫脚石：她害怕像她母亲一样得了无法解释的疾病。她谈到她的母亲从来不愿意与别人分享她的痛苦，她还禁止夏洛特与别人谈论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她就是这样学会了把自己的感受留给自己。我也开始怀疑夏洛特在持续的多年的时间里中，被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我要拯救你”）来掩盖的痛苦的无力感。
家人和医生给了她希望，但她母亲还是死了，这让她非常生气。她的母亲最终决定接受其他药物治疗而将她排除在外，这一事实使她非常愤怒。突然间，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一个被打碎的、被父母化的孩子，在她母亲住院时突然被解除了任务。我向她提到了这个想法，她长期以来自豪地充当的救世主角色已经被夺走了。她哭了，承认了这一点。这个角色已经成为她身份的很大一部分，而剩下的是可怕的空虚感。
在余下的治疗中，我们讨论了她对独立生活的恐惧。我们定期对即将结束的治疗进行反思。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明确地鼓励她表达负面的感受。她说，她发现这很困难，有时对让我坚持规定的治疗次数感到沮丧，但因此她与同学、朋友和她的兄弟姐妹接触得更多。她说，她也不再回避分享自己的感受，不再害怕被人认为是可怜的，因为她自己也不再认为这是可怜的。更重要的是，她现在不再那么害怕自己的感受了。她说：“现在人们可以同情我，但是不能怜悯我了。”而且她正在顺利地攻读平面设计学位。
总而言之，夏洛特的问题被讨论并包括到谈话水平7。她表现出一种自恋的动态，即父母化和拯救者的幻想，这阻碍了分离-个体化的过程。每一个走向自主的举动都会引起内疚的风险，即所谓的分离焦虑（Erreich, 2011）。她的父亲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再次将她限制在一个高度依赖的状态（Britton, 1989）。她已经认同了她母亲的骄傲态度，她拒绝向任何人展示她的脆弱。通过看到她的悲伤和愤怒，承认她身为救世主角色的积极面向，提供足够的支持；同时，鉴于治疗时间短，需要鼓励她在社会网络中寻求支持。每一个进步的步骤，如去度假、攻读学位、与朋友和家人互动，都被支持着。
不足和无价值的感觉必须通过无数次的重复而被外化。对用自己双脚站立的恐惧也必须首先得到控制，然后才能在治疗中讨论这些问题。起初她冷漠的寻求帮助的方式转变为更加脆弱的态度，这使她能够要求并接受他人的支持。这也使她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母亲的认同，使分离过程得以开始。除了对母亲的爱之外，还需要为她的负面情绪提供空间。
萨利玛 性发育消失
萨利玛在17岁的时候寻求帮助，由于在超市工作的紧张关系，她陷入了阴郁和注意力不集中的困境。她偷偷地爱上了她的经理，这已经很复杂了，因为他不仅是她的老板，而且已经有了女朋友，比她大12岁，而且他们有不同的宗教和种族背景。虽然她一开始无法正确反思自己的问题，但她知道有些事情必须要改变，并认为自己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
她告诉她最好的朋友，她对她的老板有感觉，但在家里她完全保密。她无法与她的母亲进行适当的交谈。她有时会将自己与家庭其他成员隔离数周，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她憎恨她的母亲，特别是当她走进她的房间并试图与她交谈时。即使在小的时候，她也不喜欢母亲抱她或亲她。她想让别人看到她和哥哥一样坚强——而不是一个小的、可怜的女孩。她现在真的很讨厌她的母亲接近她。如果她的好朋友也靠得太近，她会把他们推开（第四和第五层）。她想，“如果我不能自己想出解决办法，我就觉得自己很失败。我觉得自己很弱。”
萨利玛试图从她的家庭环境中挣脱出来，但并未成功。她感到被困住了。关于治疗，一方面她想在那里找到解决紧张的办法，而另一方面则想逃避。在第七次治疗中，她宣称她可能要去诊所检查。我可以看出她感到压力很大，但我一直在想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她的故事在我看来并不完整。在第八节，在我问了她以前与男孩恋爱的经历之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她明确表示，这对她来说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小学。
然后，她迟疑了一下，开始讲到有一次，一个成年男子，也就是她参加的课后托管中心的负责人，带着她去他家取东西。在那里，他强迫她发生性关系。这是她一直保密的事情。在随后的治疗中，她没有来的时候，我联系了她，试图鼓励她回来。她对治疗是否适合她有很大的怀疑，因为她仍然感到非常困扰。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她在另一个机构寻求后续帮助。
这个案例表明，SPSP事实上确实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框架来探讨萨利玛的抑郁症，并与她进行了接触，但在治疗关系中，她无法正确处理因意外讨论性虐待而产生的情绪。治疗师听说她在其他地方接受治疗，感到很欣慰。
马丁 自恋式的羞耻感
马丁17岁时，在学校导师的敦促下，他出现了抑郁症状。在这之前，他在学校没有任何问题，但当他开始学习古典语言时，他变得越来越沮丧。辅导员看到他从一个开朗、体贴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很疲惫的发愁人。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份报告，里面的成绩不是很让人满意，在这之后，他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虽然他只受了一些擦伤，但他周围的人都很担心他，担心他可能会有自杀倾向。在治疗访谈后的第一次治疗过程中，马丁很有礼貌，与我互动时有些胆怯。
关于事故当天，马丁说，他感到悲伤和无望，心烦意乱，骑着自行车撞上了一辆卡车。他很高兴能活着回来。关于学校，他谈到每天晚上要花许多时间来翻译无聊的拉丁文。我说：“那听起来是个苦差事，要花这么多时间在一种死语言上。”我说，希望能激起一点他公开的反抗。“嗯，教室里有一张海报，上面写着‘拉丁语不是死的，它是活的’，而且我父母说，如果你以后想学医，学好拉丁语真的很重要。”他想成为一名医生吗？他安静地回答说，他不确定，但他不敢向父母表达他的疑虑。那么他的父母对他来我们诊所有什么看法呢？他的父亲不太喜欢心理学家，认为心理学是一个“软 ”领域；他的母亲也同意这个观点。他的父母没有接受在我们诊所进行父母咨询的邀请，说马丁完全有能力自己处理。一部分原因是他中度抑郁症的严重程度已经明显下降，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向他们施压。这成为迈向更高谈话水平的垫脚石。
然而，首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治疗联盟，把他对父母和学校的忠诚记在脑子里。究竟多少空间可以给到他独立思考，并且可以公开、诚实地去表达自己？直到几次治疗后，我才提到他的父母不在房间里，以此来鼓励他，现在他有自己的空间来思考和说出他想说的话了。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校外，他都试图与那些梦想成为银行家或董事的有钱人混在一起。这儿有一种高度竞争的群体动态，特别是在分数方面。马丁非常害怕招来伙伴们的鄙视。他能通过吗？如果他不得不重修一年，会发生什么？有一次，当他在一次考试中得到“3”分时，他在厕所里待了一个小时，害怕面对其他人。他开始回避聚会，并且逐渐退出同龄人群体。在谈话水平1-3，重点是寻找能对他的情绪产生积极影响的事情。他小心翼翼地，仿佛有什么事情要隐瞒，他说，至少写诗是他发泄的一种方式。当我问他为什么提及此事时会如此犹豫，他回答说：“这对我的父母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他们希望我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如果我的朋友们发现了这件事，他们会嘲笑我......”我鼓励他告诉我他最喜欢的诗人，并喜欢听他讨论这些诗人。
在谈话水平到达4-5级时，我们讨论了似乎他很少会坚持自己的愿望和意见，而且他的做法总是去迁就别人。“是的，你说的对，我是个娘娘腔。”我发现他的反应过于顺从，甚至有些恼怒，对此我回答说：“现在，等一下，也许我说得太早了，因为我认识你的时间还不长。”然后他向我明确表示，他已经习惯了与他姐姐讨论，我问他对此有何看法。“能够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挺好的。”他说。我很快发现，他的妹妹和他们的父母之间有很多冲突，因为她想去艺术学院，这违背了他们的意愿。最近他们威胁说，如果她继续实行她的计划，他们将撤回所有经济支持。当他没能站在她这边时，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就像对待拉丁语一样，他认为自己是个弱者，因为他从来没有勇气说他多年来一直想放弃这个科目。当谈到这一点，他看到了自己无法自信和情绪低落之间的联系。
学校告知马丁必须留级，除非他愿意放弃古典语言，因为他在其他科目上表现良好。在家长会的晚上，他紧张地等待着父母回家。他很害怕父亲会说什么，害怕被训斥。但他的父亲只是说，如果马丁修改他的课程，问题就会得到解决。马丁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直到他父亲说，即使没有古典语言，他仍然可以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就在这时，马丁鼓起所有的勇气说，他偶尔也想过从事另一种职业。虽然他的父亲开始结结巴巴地说医学专业是到目前为止他最好的选择，但是他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他有勇气说出来。剩下的治疗着眼于他与同龄人如何建立更好的关系。他用一种有趣的语气谈到，现在他放弃了古典语言，他又是怎样在朋友中获得声望的。他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放弃这些课程。他笑着说："一群娘娘腔"。他礼貌地感谢我的治疗，并带着更多的自信离开了。
在这个小故事中，马丁是一个过度顺从的年轻人，如果他最终没有陷入这样的危机，那可能即使他内在对自己身份的发展会有激烈的矛盾，他仍然注意不到（Bateman, 1998）。学校里的一次挫折动摇了他的自尊，以至于引起了他难以忍受的羞耻感。在SPSP中，治疗师要他对自己想法的每一个暗示去处理、探索和确认，同时记住他对父母的忠诚。他们没有来接受父母咨询可能是对马丁有利的，因为这给了他探索自己内心世界的自由。
在Destiny的案例中，一个被高度阻挠的分离-个体化过程导致了她在哀悼母亲去世时变得抑郁和停滞。由于她的强大的防御变得僵化，治疗师对是否能在规定的16次治疗框架內取得进展表示怀疑。在萨利玛身上，无意识的羞耻感导致了治疗过程的复杂化，甚至突然中断。然而，治疗师的支持态度和对话语层次的处理，使得揭露她过去保守秘密的沉重经历成为可能。在马丁身上，脆弱的自我意识与缺乏自信有关，这可以通过考虑到他对父母的忠诚的游戏性、支持性态度来解决。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治疗经历，也是他们第一次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心理内心世界，这有助于他们继续前进。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除了大型对照试验之外，使用临床案例作为研究和证明是有用的（Nissen & Wynn，2014）。其中，临床案例研究显示了如何在实践中提供个性化的治疗。心理动力学治疗模式在本质上一般没有那么严格的协定，为个性化的变化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例如，在关系的主观体验方面。Tuckett（2005）反映了这一点，他引入了多案例研究方法，使实践精神分析的隐性概念更加明确。另外，Hinshelwood（2013）恳请恢复案例研究，作为研究的基本方式，因为精神分析提供了主观和现象学知识。最后，Leichsenring和Schauenburg（2014）主张制定一个统一的精神动力学协议，该协议来自于有经验支持的短期精神动力疗法（PDT）的方法。根据这些作者的观点，我们呈现的三个小故事，它们可以被认为是来自理论模型的“临床事实”，并说明了如何将支持性心理动力学治疗模式应用到对青少年的治疗中。
关注埋怨的关系背景可以为治疗提供很多的机会。青少年会获得了一种新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在当前的依恋对象和关系方面进行内化和转化。青少年不断发现自己在家庭、学校、俱乐部和大学的背景下，可以使用他们的新技能和洞察力。他们学会识别过去的破坏性关系模式的影响，希望能避免这种模式在现在重演。可能通过心理治疗，可以阻止青少年时期的发展停滞，这可能会导致重要的人格改变（Blos，1979）。
在抑郁的青少年中，在多大程度上问题呈现结构性，有时很难确定。首先，这取决于病情：抑郁症状会导致黑白分明的思维和依赖性，可能会导致在临床评估中出现这样的印象：青少年的发展水平低于抑郁症发生前的实际水平。第二，正在进行的发展过程的灵活性（Cicchetti & Rogosch, 2002）起了作用：一些症状，如抑郁、犯罪、与权威的冲突和快速变化的友谊，可能是向更成熟的功能水平过渡的暂时特征（Kernberg, Weiner, & Bardenstein, 2000）。因此，从短期治疗开始，只有在症状持续或复发时才转为长期治疗是有益的。这种情况在发育停滞时更为严重，因为青少年主要有不充分的依赖关系。正如Tonge, Pullen, Hughes, and Beaufoy (2009)的工作所示，长期PDT可以是一个有价值的治疗选择。在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青少年中，他们发现长期PDT使得12个月后的治疗效果比照常治疗有明显改善。这一发现为选择16周后延长SPSP治疗提供了支持。同时，在出现持续和严重的抑郁症状时，辅助药物治疗将成为一个越来越有效的选择（Van Compernolle, 2011）。
以下是对青少年SPSP的典型特征的简要总结。
SPSP是短期的，这很符合青少年面临的永恒的困境，他们需要自主，但仍然渴望依赖（Ruggiero, 2006）。这种关系中的困境是一个中心主题，可能表现在所有的讨论层面。
ο 通过(a)提供足够的支持和结构，以及(b)治疗师积极的，有时是权威的方法，关注发展的需要，鼓励进步。
ο 人际关系模式很明显，可以讨论，因为（a）在这个年龄段有许多关系变化，（b）许多青少年重视关系，关系对情绪有很大影响，（c）实践情况的多样性。
ο 当青少年住在家里时，与照顾者的内部人际关系往往呈现在可直接接触的环境中，这使得纠正和区分片面的猜测和看法成为可能。
ο 青春期往往是一个动荡的时期，有时涉及危机，这可能是个人成长的需要。治疗师可以在这个阶段提供支持，作为一个辅助的自我，“包含”强烈的情感，对经验进行分类，并引入细微差别。
ο 当治疗师充分满足青少年的关系需要时，他或她往往呈现主要认同形象的事例。一般来说，青少年倾向于将这个角色分配给治疗师，而不是他们的父母（Lanyado & Horne, 2009）。
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我们认为SPSP是一种适合治疗青少年抑郁症的方法。它的支持性、短期性与他们的发展需要相吻合。对关系背景的关注吸引了他们，因为他们对在新的和不同的关系中的体验有强烈的兴趣，在那里可以练习技能。发展的观点，对防御方式和过去关系模式的重复所导致的停滞的兴趣，为获得洞察力提供了机会（Van 等人，2009）。这种灵活而系统的方法使治疗态度和治疗重点得以区分。因此，我们认为SPSP是对治疗方案的一种有价值的补充，符合青少年和社会所要求的更加个性化的医学和精神病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