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现实是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觉建构出来的，这个建构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文化的引导，一是经验的引导。心理咨询的过程既要解读来访者引发心理困扰的观念，也要帮助来访者梳理造成痛苦固化的经验，以此来帮助对方选择一个新的建构。聪明的心理医生总是促进来访者做对自己有效的建构，而不去追求所谓正确的建构。我喜欢用禅的开悟、道家的无为、太极推手来化解来访者的问题，促使来他重建内心现实的能力。”
医生通过重新“建构”见男朋友这件事的意义，转移了她内心的焦虑。
我大学念的医学，医学专业有精神病学，大四的时候要到精神病院去实习。最开始我对精神病学总有种惶恐不安的感觉。可能是来源人类潜意识里对精神失常的一种恐惧。
实习时，指导医生在门诊接待了一个22岁的女孩。她的问题是不敢谈恋爱。刚开始女孩跟医生交谈很流利，当医生指着旁边坐着的我对那个女孩说：“好，你现在尝试着他当成你的男朋友，你和他说说话吧。”这一来，她的脸涮的就红了，头也埋了下去，声音也颤抖了，紧张得不由自主要朝门外跑。
女孩的母亲给她找了一个对象，准备下个礼拜带她去看一看，这次挂号看病就是要解决她去不去的问题。医生对女孩说：“你不用去跟他谈朋友，不过你去见他一面，问清楚他叫什么、多大的年龄，做什么工作就回家，算是我交给你的一个任务。”
女孩真去了，不仅问了姓名、年龄和工作，还与男子交谈了半个多小时，两人还真好上了。复诊时，女孩说：“当时我只是去问他的名字，工作，就没有怎么觉得害怕，后来感觉他挺幽默的，也能理解人，我就答应和他交往了。”
指导医生告诉我说这是脱敏疗法。医生把女孩去见男友这个行为做了重新的赋义，避免或减轻了她对“男朋友”这个词引发的紧张和敏感。对同样的事情做不同的解释来摆脱内心的两难情景是种心理建构技术，也有人称之为“改译”。当时我还没有理解这么多，只是觉得心理学很奇妙。www.psy525.cn
在跟曾文星谈话的那一瞬间，他突然之间就感到自己解脱了。
1990年，做了几年临床医生，对一个同事自杀的内疚感让我开始涉足临床心理学。这个因为失恋自杀的女医生才25岁，我们的书桌紧挨着，平时无话不谈，科室男医生都喜欢叫她“小妹”。死前她曾开玩笑式的问我服用多少安定片才能死去。我笑着说亏你还是医生，普通安定不会导致心肺麻痹，除非引发呕吐窒息，只有……这几类安眠药才可能致死。结果她正好选择了我说得药品，让我追悔莫及。
后来我到北大医学部六院进修，跟吕秋云老师学习分析性心理治疗，跟崔玉华老师学习森田治疗，跟许友新老师学习神经症的治疗，在周末就参加由北大钱铭仪老师指导的个案分析。在门诊面对来访者时，自己是新手，有些焦虑，怕冷场，咨询的时候说的话比较多，以为做咨询就是要告诉对方心理学的道理。吕老师很严肃的对我说：“这不是在做心理咨询，是在培训当事人。”老师要求我每周要录下一个自己做的个案，然后重放出来让老师和同事们毫不客气的挑毛病。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在咨询中周身都是毛病，恨不能找个地洞躲起来。直到现在我还不怎么敢看电视中的我，这种敏感症就是在那种情景下产生的。
当时心理咨询中医患关系模式还是比较重。后来美国的曾文星教授来六院办心理培训班，我是他的助手之一。记得有一个男孩，因为手的残疾有强烈的自卑感，还有强迫症和社交恐惧。我给他做治疗好几周了，一直没有减轻。曾老师只是短短的与他一次交谈后，他出现明显的改变，变得有自信，头抬起来了，说话也大声了，开始与人交往了。
男孩对我说，那次谈话根本就没有谈到他的自卑问题，跟曾老师接触那一瞬间，他感觉曾文星医生很平易近人，对他很理解， 让他觉得很安全。通过这样一种彼此尊重、坦诚和信任的关系，那个男孩一下子获得了自己解决问题的心理能力。
我感悟到心理医生如果在扮演一个拯救者，或施舍爱心的人，无意识就把来访者放在一个让人可怜的位置上。曾老师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朋友，非常的随和，就好像在聊天似的，一点也像医生。我很喜欢曾老师的咨询风格，在人性层面去理解人和接纳人，特别是那种人性关怀。所以我在咨询中也选择了一条比较平易、坦诚、温和的风格，不装模作样、不扮演权威，注重与来访者建立有效的治疗关系，帮助来访者在咨询中获得对自己良好的体验。
我重新建构了我和父亲的关系，从冲突的角度转为理解的角度。
当时我们有一群年轻有为又充满对心理学热忱的医生和大学老师：如贾晓明、方新、朱建军、从中、唐登华、赵梅、郑林、黄恒玉等。曾文星建议我们建立一个互助小组，做自我体验和互相督导，帮助自己的心理能力成长。在方新、贾晓明倡导下成立了北京第一个心理互动小组取名“心灵绿洲”，小贾是第一届小组领导。小组一共有十几个人参加，每周由一个人来分享自己的收获，坦诚自己的问题，包括个案中的卷入，自己的情绪困扰，大家来帮助他分析和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爸是一个高度追求秩序与规则的人，而我自由散漫，还很逆反。从我14岁开始我和父亲冲突很多，在家里像陌生人似的。一直到16岁，父亲因为知识分子改造下放农场劳动，我已下乡上山去了农村。那年我受母亲之托去农场给他送冬衣，看到父亲很苍老的样子，内心一下感觉很痛。那天他突然放下父亲的架子跟我说了很多的知心话，他说：“我对你格外严格，是觉得你比较淘气，怕你惹祸。父亲没有能力，你出事我没法保护你……。”当时我觉得父亲的苛求喜爱面掩藏着一个挚爱孩子的心。
从那时我自内心开始尊重和理解我爸了。直到现在我跟他在一起都会很开心，他说什么我都会笑着听着，即使他说的不那么适合我，我还是会很认真地听，有时也“装傻”。作为大学教授的他当然很聪明，经常识破我的“诡计”，说我是表面很乖，心里并不是那样想。通过那次见面我重建了我和父亲的关系，冲突转为理解，差异的争执转为并存的互补，这种转变也影响到我和来访者的关系。
小组的朋友们立即指出我在与父亲的关系里存在一种过度认同，由于对父亲的内疚让我慢慢变成像父亲那样的人。他们对我的感觉是表面易于亲近，其实一直保持人际关系中的距离，不够真诚，存在明显的心理防御。面对不同的观点不去争执，却也很难认同别人的看法，这妨碍我在咨询中的共情能力，使有效的、深层的治疗关系难以建立。
小组成员还指出，尤其我小时候对母亲的依恋，对父亲的排斥，让我在女性咨客面前容易获得安全感，有时会无意识流露出一种亲密，虽然易于形成治疗性移情关系，但在治疗的分离阶段可能会造成当事人创伤感。这些帮助一直引导我在心理咨询中平稳的走到今天。
心理医生要有一种服务意识，使咨询存在一种看得见的价值
做心理医生首先要思考如何让来访者通过咨询获益，而不是首先考虑来访者有什么问题，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问题往往对来访者存在一种隐秘的意义，心理学语言称之为“问题的功能”。很多问题其实是伪问题，它的存在让来访者间接的获益，但来访者不能自我觉察。问题引发的痛苦是来访者内心的一些价值观念或文化定义引起的，常常不是问题本身。比如有个年轻的女子自认为长得不漂亮，不漂亮本身并不给人带来真实的痛苦，痛苦是人用一种主流的审美情趣与美丑的价值联想造成的。而不漂亮的痛苦让她获得一种自我发展的动力，在很多方面也确保了自己优秀。如果来访者把关注放在不利的一面，她就建构了内心痛苦，并深陷其中。如果心理医生引导她去看到不漂亮引发的积极结果，并真实的为这样的结果欣慰与喜悦时，她的痛苦就变小了。
追求当事人的利益就是要为当事人的利益着想，不拘泥于心理学的理论，帮助来访者解读他的困境，并引导当事人采用多元文化与价值取向来面对两难的情景，找到可以与现实适应并由此获益的生活方式。
心理学的咨询理论与技术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来访者的需要
人际关系引发的痛苦也一样，当我们觉得别人的评价重要时，我们就受困于此。当我们觉得人际交往只是生存的一种技术，跟个性是否成熟、是否完美毫无关系，缺少人际热情和技术就没有什么大不了。追求咨询的有效正在于要解析引发来访者心理痛苦的观念，甚至不惜推翻心理学本身的概念，为来访者创建一个适合他个人的人际理论，帮助他摆平社交中的位置。我曾对一个有社交恐惧的高三孩子说：“你现在第一任务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去增进同学交往是对自己的犯罪！”那孩子被我棒喝，顿悟，把社交恐惧抛到了脑后。
追求咨询中的有效就不得不随时创新，我最不喜欢用心理学的理论去引导来访者，在央视做《心理访谈》节目时，我从不重复自己的做法与说法，在面对不同的不肯上学的孩子，我总能找出最具创造力和扰动力的一种解读，让孩子出现改变。
准备好的来访者，不把一切问题都归为外界因素，而是自己开始想要改变。
心理咨询有时就是一个推手的过程。有的来访者以为心理学是无所不能的，以为我会给他很好的主意。比如有的人认为自己的问题是因为老板不好；或者是丈夫不好；或者是孩子不争气；或者父母亲暴躁；或者认为早年受了创伤，父母离婚带来的伤害，等等。如果他谈话是这样的中心，我就会等待。我会说：是呀，按照你的想法，如果早年不受这个创伤，你就不会这样，但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如果他说我希望改变跟太太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讨论如果下次你太太又发脾气，你怎么做？探讨过去的日子里有没有过化解太太愤怒的成功经验，或者用什么办法一定是火上浇油。
这样的探讨是很轻松的，我只要打开他的思路、启发他就可以了。但对于他深层的模式，他的情感结构，他的认知系统，他的价值观等都不先去探讨，因为他要求的只是要解决当下的困难，那我们就解决当下的困难。我不需要进入他深层的痛苦，我不能因为我的职业偏好非去改变他。
但如果他说：“我觉得我需要改变，我总被早年的创伤影响，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这样的来访者有自我觉察的能力，坦诚，没有太多的防御，不是把责任都推给客观的环境。我会引导他做自我分析，进入他的主观世界和深层自我。一起分享他的体验，经历，形成共情，陪伴着他的自我成长。
当事人为这个未知意义而苦恼的时候，我要寻求让他和这件事情能够相处。
我不喜欢用传统的医学模式来看待心理障碍，我个人认为心理障碍这个词是不应该存在的，是文化定义的产物，是文化疾病。恐惧、害怕、畏难、逃避是人与生俱来的，医学或心理学的关注往往强化了这些痛苦。从人性本身来看待，痛苦情绪产生了，并不是它真的的舶来品，而它本身就存在着，只是认得意识未能觉察而已。当一个糟糕的情绪固化在那儿，比如抑郁，如果你认为是病，你只能依靠医生，如果你认为这个抑郁有意义，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信号，并以此来改进你的生活与追求，你就利用它来为自己获益。当我解读不出来访者抑郁的意义时，我一般会表达对它的敬畏，并说服来访者与抑郁和平共处，看看抑郁后生活的变化，哪些变化是自己喜欢的。
在心理治疗里，我经常采取“资源取向”的态度，认同所有的经历，发现它对生命的价值。比如有个女子说自己失恋了，痛不欲生。也许我会高度的赞扬这个痛苦，说你对痛苦的体验如此之深，我要祝贺你，因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达到有那么深的爱的体验。这是生命的舞蹈，像美人鱼用劈开的双脚跳出的舞蹈。我欣赏来访者的痛苦，这个痛苦就有了新的意义，她也不再痛不欲生了。
一个人经历了一场灾难或危机，他反过来对财富和幸福的看法就要宽容、豁达得多。假如一个人经历了生死的体验，把死亡按纳成自我的一部分，他就会突然发现能对人生珍视，对所有生命的珍视。如果你一生什么痛苦没有，总是处在快乐里面，那你活得是很浅。如果这样想的话，痛苦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资源。
与其帮来访者去建构“改变”的意识，还不如建构“自我适应”的意识。
心理医生在咨询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不管怎么做你都是在建构现实，所以你建构的现实一定要又新意，并且易于处理。 比如父子矛盾。按照弗洛伊德俄底浦斯情结理论，我们就真的建构了一种真实，是孩子想控制母亲，与父亲争夺权力。很多时候，这样的建构有些作用，让来访者感觉新奇，多少释放了现实焦虑。但我们还要做更多得有新意的建构，如果把父子争吵建构为一种彼此示爱的行为，由于父子本身对争吵是很厌恶的，而其也不那么想彼此示爱，下一次耀争吵的时候就被这样的赋义给干扰了，架吵不起来，关系也在慢慢改变。
心理医生要忌讳问题取向，总是给家庭或者个人找问题，问题找到越多，并不说明医生有能力，相反是无能。很多心理医生从来访者身上看出来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比如有恋母情结的医生，会跟所有的来访者下恋母的诊断。
来访者的故事是在心理医生的访谈中描述出来的，这是共同创作。好得医生会巧妙的改译来访者得故事，寻找积极的资源， 当事人回去时，他带回去一个不同的故事，有了很以往不一样的对自我的感受以及与现实相处的能力。
比如有个女性来访者，抱怨丈夫缺乏表达感情的能力。你帮助她提高与丈夫的交流技术，促进丈夫改变情绪模型。看起来你很正确，但却把来访者放在更大的危机中，如果她按照心理医生的建议竭尽努力而一事无成，她会被深深地挫败，并失去对婚姻的幻想。安全的做法是先帮助她认识人的差异和婚姻的类型。有些男人骨子里情感的需求天生就少，所以他显得冷，自己却不觉得。我会说这样的话：假设你先生的个性问题是一堵墙的话，你干嘛每天要用头去撞这个墙呢？你可以选择有门出去。因为墙在你的旁边，你不去撞他你很安全，在累的时候你还可以靠靠他。妻子把抱怨变成一种理解，生出几分关爱，婚姻感觉起来就不那么冷了。与其帮来访者建构“改变”的意识，还不如建构“自我适应”的意识。
对话： TH:这么说您对夫妻关系的问题，是主张要通过不断的改变自己来改变整个家庭吗？
李：关键是家庭本来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要改变？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意愿去生活？你也可以按照别人的意愿来生活，一个对人性比较理解的人，他对任何人的需求是理解的。当然你也可以为你自己的权益斗争，但你的权益不能够妨碍对方。比如说你喜欢看书，你不会因为先生不喜欢看书你就放弃看书；但是如果你喜欢干净，你不仅自己干净，而且让先生一回家就洗澡，那你的要求就需要调整。
我觉得再矛盾的夫妻其实都是可以调和的，人跟动物都能够生活，为什么跟人就不能生活呢？那是因为你对对方有期待，当这个期待超过对方的能力，你可能觉得对方是故意不去做，是反抗你。实际上他不是反抗你，而是他从小就建构了这个行为，在没有认识你以前，他就是这样在生活的。
比如有的太太来找我，说经常和先生吵架。我会和她分析先生的忌讳在哪，比如你出门时没有关窗户，先生认为不安全，所以争吵，等等。那我们就把先生的禁忌列下来。然后，怎么解决呢？先生在家的时候，关好窗户，先生出差时，你可以开着窗户睡觉。如果不是对你有人格或尊严的干扰的话，全都是可以并存与接纳的。太太过去认为先生是要控制她，不高兴。但如果我们说这是因为先生有不安全感，他需要你来分担他的焦虑，因为你们是夫妻，你有这个义务，家庭有这种缓冲焦虑的功能。这样的引导更容易达成关系的平衡。
TH: 在情感关系里面，很多女性对安全感的需要比男性要多得多，我们该怎么对待？
李：所谓女性安全感不足的说法，那是文化建构的。我不认为一定是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安全感。实际上在任何复杂环境里面，雌性的生存力要强一些。只是人类的文化标定了女性是一个依赖者，文化莫明其妙的就有一种力量让女性真的成为依赖者。
所以不要相信先验的东西，特别心理医生绝对不要依靠先验。 一个决定式的结论在那里搁着，比如女性安全感不足之类，一旦你有了这个结论，就大大的妨碍了你咨询的能力。你必须要有多种可能性来做为咨询的工具。当她需要扮演一个弱者来获益的时候，你可以支持她：“是啊！这个文化标定女人就是弱者，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个弱者呢？”当她想通过自强来成长时，你也可以说：“对呀！本来女性就不是一个弱者，为什么就不能自强呢？”你所有的理论都要建构在“当事人的需求”的前提上，这样才有意义。有很多咨询师的问题在于他认为哪一种理论是好的，他就总希望当事人接受。这是不成熟的表现，他执着与理论的正确说明他还是一个新手。
李： 如果心理医生治好了一个来访者，这个来访者感觉到是心理医生帮助了自己，他因此就对心理医生心存感激，然后说：你看我的问题你都帮我搞定了，太谢谢你了。这只能算一般的心理医生。好的心理医生是什么呢？假设这个咨询结束，他改变了你之后，你就发现是你自己这样做到的，跟心理医生没有关系。他的治疗是无形的，就象一个老朋友一样的，就坐在那里聊聊、听听、说说，好象也没说什么东西，但是你走的时候感觉就不同了，而且你会认为这个不同是你选择的结果，是你自己的成功。这就是最好的心理医生。
好的心理医生是会区别他的职业角色和普通角色的。鉴定一个心理医生的好坏，不是看他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把所有的自然情绪都压抑掉，而是要看他是不是能清楚地分辨他的专业环境和非专业环境。一个好的心理医生有很好的职业感觉，一旦坐在办公室里面对当事人的时候，他就会完全进入职业状态。在生活中，心理医生也会有喜怒哀乐，有一个自然人具有的所有情绪，他也会与别人争吵，因为他需要自己释放自己，如果一个心理医生在职业场上是个好好先生，在普通场合也是好好先生的话，也许会活不长。人们常说那些长期做心理咨询的人自杀率很高，就是因为角色转换不好，长期的职业角色使他们丧失了做自然人、普通人的能力，而时时处处把自己当成心理医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