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在意义的国度里。我们并非体验纯粹的环境，我们总是体验环境对人们的重要意义。即便在这些环境中，我们的经验也受目的限制。“树木”是指与人类有关联的树木，“石头”是指作为人类生活因素之一的石头。如果一个人试图逃避意义，只将自己沉溺于环境里，那么他将非常不幸。他将自己和别人孤立开来，他的行为对自己或者任何人都没有用。简而言之，这些行为会毫无意义。但是，没有人能脱离开意义。我们总是通过自身赋予现实的意义来体验现实。我们所体验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解释的现实。因此，推断起来便很自然，这种意义或多或少未经修饰、不完整，甚至永远不正确。意义的国度就是错误的天地。
如果我们询问一个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也许回答不出来。绝大多数人通常不是用这个问题困扰自己，就是设法老生常谈似的回答。诚然，这个问题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在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和年长者一样——常常会突然发问:“但是，生活所为何求？生活所为何事？”然而，我们可以说，他们只在遭受挫败时才会发问。只要一切顺利，且没有困难阻碍他们，这种问题就永远不会诉诸言辞。每个人在行动中都会不可避免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做出回答。如果我们充耳不闻他的言语，而观察他的行动，那么我们会发现他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的意义”。他所有的姿势、态度、行为、表达、习性、抱负、习惯以及性格特质都与这个意义有关。他表现得好像自己可以依赖对某种生活的解释。在其所有行动中有一种对世界和自己的模糊期望，一种“我就是这样，世界即是那样”的结论，一种赋予自己和生活的意义。
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赋予生活的意义。正如我们已指出的，也许每一种意义或多或少都包含了一个错误。没有人拥有绝对正确的生活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从根本上而言任何有用的意义都不能认为是绝对错误的。所有的意义都是这两极间的变体。然而在这些变体中，我们能区分出一些回答得更美好，一些回答得更糟糕，一些错误较小，一些错误较大。我们可以发现，共同享有的更好的意义是什么，缺失的错误的意义是什么。这样，我们便能获得一种科学的“生活的意义”，一种真正意义的共同尺度，一种能使我们面对与人类有关的现实的意义。再次重申，我们必须记住，“正确”指的是对人类正确，对人类的目的和目标正确。除此之外，别无真理。如果存在另一种真理，那么与我们也绝不相关；我们不会了解它，它也不会有任何意义。
每个人都有三种主要的联结，他必须考虑这三种联结。这三种联结构成了他的现实。他面对的所有问题都在这些联结的方向上。他之所以必须一直回答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总是困扰着他。问题的答案会告诉我们，他对生活意义的独特设想。第一种联结是我们生活在这个贫瘠的行星、地球以及其他地方的外壳上。我们必须在种种限制下，利用居住地提供的种种可能性来成长。为了能够在地球上延续生命，保证人类的繁衍，我们必须同等程度地发展身体和心理。这是激励每个人寻求答案的问题，没有哪个人可以逃避。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行动都是我们自身对人类生活情境的回答。它们透露了，哪些行为是我们认为必需、适合、可能以及值得的。每个答案都必须受到这个事实的限制，即我们都属于人类以及人类都是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物种。
现在，如果考虑到人类身体的脆弱性以及居住地的不安全性，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全人类的幸福，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确定我们的答案，我们要使这些答案具有远见且前后一致。正如面对一道数学难题时，我们必须努力寻找答案一样。我们不能恣意而为或者靠猜测工作，而必须使用为我所用的各种方法，不停地工作。我们虽然找不到绝对完美的答案，找不到一劳永逸的答案，却必须竭尽全力找到合适的答案。我们必须努力寻找更好的答案，这个答案必须直接适用于我们与这个贫瘠的行星、地球的外壳发生着关联这个事实，以及我们居住的环境带来的所有有利和不利上。
在此我们讨论第二种联结。我们不是人类的唯一成员，周围还有许多其他成员。我们生活着，与他们发生关联。个体的缺点和种种限制使得他不可能独立完成自己的目标。如果他独自生活，自己想方设法处理问题，那么他只会自取灭亡。他无法继续自己的生活，也不能延续人类的生活。他总要与别人发生关联。他之所以被关联着，是由于他自身的弱点、不足以及局限。他对自己的幸福以及对人类的幸福所采取的最重要步骤就是发生关联。因此，生活问题的每个答案都必须考虑到这种联结。它必须解释“我们生活在关联之中，如果孤立无援，就会灭亡”这个事实。假如我们要生存下去，那么我们的情感就必须要和这个最大的问题、目的和目标相互协调，即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行星上，与我们的同伴合作，继续我们的生活以及人类的生活。
我们还受到第三种联结的束缚。人类生活在两性之中。个人生活和共同生活的保持都必须考虑这一事实。爱情和婚姻问题隶属于这个联结。任何男女都不能避而不答。一个人面对此问题的所作所为就是他的答案。人们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行为总是表明了他们设想的唯一解决方式。因此，这三种联结便构成了三大问题。如何寻找一种职业，以使我们在地球自然设置的种种限制下得以生存；如何在我们的同伴中找到一个位置，以便我们可以展开合作并分享合作的好处；如何使自己适应“我们生活在两性之中，以及人类的延续和发展取决于我们的爱情和生活”这个事实。
个体心理学发现，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这三个主要问题：职业、社会和性。每个人对这三个问题的反应，都准确可靠地表明了自己对生活意义的深层感受。试想一下，比如我们认为一个人的爱情和生活不完美，工作不努力，没有什么朋友，发觉和朋友相处很痛苦。我们可从其生活的种种限制和局限中得出结论：他觉得活着是件困难而且危险的事，机会寥寥，挫折连连。他活动的狭窄区域可被理解为一种判断：“生活意味着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困守自己，避免接触。”再设想下，另一方面，假如我们认为一个人的爱情和生活甜蜜，他的工作成绩喜人，朋友很多，交友甚广，成就颇丰。那么就他而言，我们可以断言，他会觉得生活是项创造性的任务，充满机遇，没有不能克服的障碍。他处理生活中所有问题时产生的勇气可被理解为一种判断：“生活意味着对同伴感兴趣，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对整个人类的幸福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在此找到了所有错误的“生活意义”和正确的“生活意义”的共同尺度。所有失败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罪犯、酗酒者、问题儿童、自杀者、堕落者以及妓女——之所以都是失败者，是因为他们缺乏同伴感和社会兴趣。他们在处理职业、友谊和性等问题时都缺少通过合作加以解决的自信，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一种个人的意义：没有哪个人可以从实现自己的目标中获益，他们的兴趣也只停留在自己身上。他们成功的目标对自己而言，只是一种虚构的个人优越感目标，他们的胜利只对自己有意义。当杀人犯手握一瓶毒药时，他已承认了一种权力感。但很明显，他们只对自己证实了他们的重要性。对其他人而言，拥有一瓶毒药似乎并不能给予他们优越感的价值。事实上，个人的意义根本毫无意义。意义只在交流中才有存在的可能：只对某个人有所指的字实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目标和行动一样，唯一的意义就是对别人的意义。每个人都努力寻求意义。如果人们不能明白，他们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对别人的生活有所奉献，那么他们会一直犯错。
曾有一则轶事，讲述了一个小型宗教派别的领导者。一天，她将追随者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世界末日将在下周三来临。她的追随者非常震惊，变卖了财产，放弃了世俗的杂念，紧张地等待所预言的灾难的到来。星期三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异常。星期四他们聚集在一起，讨个说法。“知道我们如临深渊吗？”他们说，“我们放弃了所有的保障。我们告诉遇到的每个人，世界末日将在星期三到来。他们嘲笑我们时，我们没有沮丧，而是重申，我们从绝对权威那儿得知这个消息。星期三已经过去了，世界仍旧如此。”“但是，”这位“先知”却说，“我的星期三并不是你的星期三。”她就这样凭借个人的意义，保护自己免受挑战。这种个人的意义绝对经受不起考验。
所有真正的“生活意义”的标志是，它们具有共同的意义——它们是别人可以分享的意义，也是别人认为有效的意义。生活问题的良好解决常常会为别人扫清障碍，因为我们将在其中看清成功路上遇到的共同问题。即使天才也只被定义为拥有至高无上的效用。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被别人认为对他们有意义时，我们才称他为天才。这种生活所表达的意义是：“生活意味着对整体有所奉献。”在此，我们不谈职业动机。我们对职业充耳不闻，只寻找成就。成功处理生活问题的人表现得就像他立即并且完全认识到，生活的意义就是对别人产生兴趣以及与他合作。他所做的每件事似乎都会受到同伴兴趣的引导。他遇到困难，就力图以和人类幸福一致的方式来克服困难。
也许对很多人而言，这是一种新观点。他们可能会怀疑我们所赋予生活的意义是否就是奉献、对别人产生兴趣以及合作。他们也许会问：“但是对于个人，该怎么办呢？假如他一直为别人着想，为别人的兴趣奉献自己，那么他自己岂不是会感到痛苦？”至少对一些人而言，假如他们要适当地发展，他们该为自己想想，这没有必要吗？我们之中难道没有人首先应该学会保护我们自己的兴趣或者增强我们的人格？我认为，这种观念是个巨大的错误，它提出的问题是个虚假的问题。假如一个人在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中希望有所奉献，假如他的情感都指向了这个目标，那么他自然会把自己变成奉献的最佳形象。他会为自己的目标调整自己，他会在社会情感方面训练自己，也会从实践中获得技能。设定了目标后，训练就紧随其后。慢慢地，他开始武装自己以解决生活中的三大问题，培养自己的能力。让我们举爱情和婚姻为例。假如我们对伴侣感兴趣，假如我们轻松地工作并且丰富了伴侣的生活，那么我们当然会以己所能做到最好的自己。假如我们认为没有任何奉献的目标，就凭空发展人格，那么我们只会使自己盛气凌人并且郁郁寡欢。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条线索中断定，奉献是真正的生活意义。假如我们环顾从祖先那得到的遗产，那么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如今所存留的仅是我们对人类生活做出的奉献。我们看看开垦的土地，我们看看马路和建筑物。在传统上、在哲学中、在科学和艺术里，以及在应对人类环境的种种技术中，我们看看他们生活经验交流的结果。这些结果都是对人类幸福有所贡献的人所留下的。其他人又会如何呢？那些从不合作的人、那些赋予生活不同意义的人、那些只问“我能从生活中得到什么”的人又如何呢？他们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不仅已经死亡，而且即使活着，整个人生也碌碌无为。就仿佛地球对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你不适合生活，你的目标和努力、你所持有的价值观、你的思想和灵魂没有任何未来。滚蛋吧！不需要你，灭亡吧，消失吧！”对那些赋予生活任何其他意义而不是合作的人而言，最后的判断是：“你没有用，没有人需要你，滚吧！”在当今的文化里，我们当然会发现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发现了不足，我们就必须加以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必须始终进一步增加人类的幸福。
总是存在这样的人，他们明白这个事实：知道生活的意义就是对整个人类感兴趣，尽力发展社会兴趣和关爱。在所有的宗教里，我们都发现了这种悬壶济世的关怀。在所有大型的运动中，人们都一直努力增加社会兴趣。宗教便是这样最伟大的努力之一。然而，人们常常误解宗教，除非更直接地致力于这项共同任务，否则在现已做到的之外，我们便很难看到它们如何做更多的事情。个体心理学以科学的方式获得了同样的结论，并提出了一种科学技术。我认为它还可再前进一步。也许随着人们对同伴和人类幸福的兴趣的增加，科学将比其他活动，比如政治或者宗教，更加接近目标。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处理问题，但是目标却一样——增加对别人的兴趣。
因为赋予生活的意义就像我们职业的守护神或者追随的魔鬼一样，所以我们就应该了解这些意义如何形成，它们与其他如何不同，如果包含了重大错误又如何纠正，很明显这是极其重要的。这就是心理学的领域，与物理学或者生物学有所区别——它运用对意义的理解和影响人们行为和财富的方式来增加人类的幸福。从出生那天起，我们便能看到这种生活意义背后的模糊探索。甚至连一个婴儿都在努力评估自己的能量以及在周围环境中的分量。到第五年年末，儿童已形成一种整体的、固定的行为模式，形成自我处理问题和任务的风格，并且已经固定了他对这个世界和自我有何期待的最深刻且最持久的概念。从现在开始，儿童通过一种稳定的统觉图式看待世界：经验在他们获得之前得到解释，这种解释与最初生活赋予的意义一致。即便这种意义错得非常严重，即便解决问题和任务的方法带给我们持续的不幸和苦恼，他们也不会轻易被放弃。只有重新考虑造成错误解释的情境，认识错误之所在，并修正统觉图式，生活意义中的错误才能得到纠正。也许在极少数情境下，个体可能被迫通过错误方法的结果来纠正他赋予生活的意义，并独自成功地实现改变。然而，如果没有社会压力，如果他不发觉，假如他沿袭旧有的方法，他就命悬一线，那么他绝不会这样做。这种方法要得到最佳修正，大部分情况下要借助受过训练而理解这些意义的人的协助，这些人参与发现最初的错误，并帮助提出更恰当的意义。
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童年情境可由不同方法解释。童年时期的不幸经验可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拥有不幸经验的人不会沉湎于这些不幸，除非这些经验向他展示了某些未来可补偿的东西。他会认为：“我们必须努力去改变这些不幸的情境，并确保我们的孩子得到更好的安置。”另一个人可能会认为：“生活本不公平，别人一直拥有最好的那一部分。如果世界这样对我，我为何要对世界更好呢？”一些父母这样对孩子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就吃了很多苦，我都克服了，他们为什么不能呢？”第三个人则会认为：“由于我不幸的童年，我做的每件事都应该得到原谅。”这三个人的解释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行为中，他们绝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除非他们改变他们的解释。个体心理学在此突破了决定论。没有哪种经验是成功或者失败的理由。我们没有经历过自己经验的打击——所谓的创伤，但我们要制造出适合我们的目标之物。我们通过我们赋予经验的意义进行自我决定。当我们把特殊的经验当作未来生活的基础时，就有可能存在某种错误。意义不是由情境决定的，但我们却由赋予情境的意义来决定自己。
然而，童年时期的某些情境却常常会造成严重的错误意义。大部分失败者都来自这些情境里的儿童。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婴儿期带有器官缺陷、患有疾病或者体弱的儿童。这种儿童负担过重；他们很难体会到生活的意义就是奉献。除非有人接近他，将他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来，对别人产生兴趣，否则他们很容易主要关注自己的感觉。慢慢地，由于和周边人的比较，他们渐渐沮丧。在如今的文化里，他们的自卑感由于同伴的可怜、嘲弄或者忽视而被强化。在所有这些情境里，他们转而依赖自己，失去在共同生活中起到有效作用的希望，并认为自己受到这个世界的羞辱。
我想我是第一个描述器官有缺陷或者腺体分泌异常儿童所面临的困扰的人。虽然这门科学分支已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步，但是它却很难沿着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一开始，我就在寻找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而不是寻找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遗传或者身体条件的证据。没有哪种器官缺陷能强迫出一种错误的生活风格。我们从未发现两个儿童的腺体对他们产生同样的效果。我们常常看到克服这些困难的儿童，他们在克服这些困难时还发展出不同寻常的、有用的机能。在这一方面，个体心理学不是优生选择计划的好广告。许多对我们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士，都有器官缺陷，他们的健康状况不佳，有时甚至英年早逝。进步和新贡献主要来自那些与身体以及外部环境中的困难努力抗争的人。这种抗争使他们坚强，更加促使他们奋发。我们无法从身体上判断心理的发展是好还是坏。然而，迄今为止，大部分有器官缺陷和腺体缺陷的儿童没有在正确的方向上得到训练，他们的困难没有得到理解，他们主要对自己感兴趣。因此，在那些早年受到器官缺陷困扰的儿童中，我们发现了许多这种失败者。
第二种常常为赋予生活意义中的错误提供场所的情境，是受宠儿童所处的情境。受宠儿童得到训练，期望自己的愿望被当作法律来对待。他无须努力就出类拔萃，通常还会认为这种突出是种天赋的权利。结果是，当他进入自己不是注意中心的环境，别人不以考虑他的感觉为主要目标时，他就会非常失落，他会觉得整个世界抛弃了他。他已受过训练去期待而不是给予。他从不学习面对问题的其他方法。别人奉承他，以致他失去了独立性，都不知道他能为自己做点事。他的兴趣在于全身心关注自己，从不学习合作的运用和必要性。当他面对困难时，只有一种处理方法——向别人求助。他似乎认为：如果他能重新获得突出的地位，能迫使别人认为他是个特殊人物且理所当然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他的处境就会得到改善。
那些受宠的儿童长大了也许就是我们团体中最危险的一群人。其中有些人可能会对良好意志做出严正声明。他们甚至变得“非常可爱”，以获得机会压制别人，但他们仍然像常人一样在日常任务中反对合作。还有其他一些人更加公开地反叛：当他们不再容易找到往昔的温暖和顺从时，他们就会觉得被出卖了；他们认为社会对自己充满了敌意，并试图报复他们的同伴。假如社会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了敌意（几乎毫不怀疑），他们就把这种敌意作为个人受到虐待的新证据。这就是为何惩罚无效的原因，他们无所事事却坚信：“别人和他对着干。”但是不管受宠的儿童是否继续攻击或者公开反叛，不管他是否试图由软弱支配或用暴力报复，事实上他犯了同一个错误。实际上，我们察觉到人们在不同时期都尝试着这两种方法。他们的目标始终不变。他们认为：“生活意味着要做第一，意味着成为最重要的人物，意味着得到想要的一切。”一旦他赋予了生活这样的意义，那么他们所使用的每种方法都将是错误的。
容易发生错误的第三种情境是被忽视的儿童所处的情境。这种儿童从不知道爱与合作为何物：他编造了一通不包含这些友好力量的生活解释。我们可以理解，当他面对生活困难时，他会高估困难，低估自己借助别人的帮助和善意来面对困难的能力。他发现社会对他很冷酷，他会认为社会总是冷酷的。他尤其无法明白，他可以通过对别人的有益行为来获得感情和尊重。因此，他怀疑别人，无法相信自己。事实上，没有哪种经验可以取代缺乏兴趣的情感。母亲的第一要务就是给予孩子值得别人信任的经验：之后她必须扩大并提高这种信任感，直到它包含了孩子环境中的其余成分。如果她未能完成这个任务——获得孩子的兴趣、感情和合作，这个孩子就很难形成社会兴趣，很难产生对同伴同仁般的感觉。每个人都有能力对别人产生兴趣，但是这种能力必须得到训练和练习，否则其发展便会受到挫折。
假如有一种纯粹被忽视、令人讨厌或者被遗弃的儿童，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他无视合作的存在，被孤立了，无法与人交流，完全漠视有助于他和人们一起生活的一切事情。但是，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些环境中的个体终将消失。儿童度过了婴儿期这个事实证明了，他已得到某些照顾和注意。因此，我们从不讨论纯粹被忽视的这类儿童：我们讨论那些比正常关照少的儿童，或者在某些方面被忽视的儿童，虽然其他方面不缺少。总而言之，我们只想说，被忽视的儿童从未发现值得他信赖的人。生活中的许多失败者都是那些孤儿或者私生子，这是对我们文明的悲观看法。一般而言，我们都把这种儿童归类到被忽视的儿童中。
这三种情境——有缺陷的器官、受宠爱和被忽视——是对赋予生活错误意义的巨大挑战。这些情境中的儿童几乎总是需要帮助他们改正处理问题的方法。他们必须得到帮助以获得更好的意义。假如我们关注这类事——实际上意味着，假如我们对他们拥有真正的兴趣，并在这个方向上训练自己，我们就能明白他们做任何事的意义。梦和联想已被证明很有用：睡梦中和清醒时的人格是一样的，但是社会要求带来的压力在梦中没那么激烈，人格会通过较少的保护和隐藏显示出来。然而，在快速理解个体赋予自己和生活的意义的过程中，最大的帮助是来自他的记忆。每段记忆，不管他认为多么零碎，都代表了他值得回忆的某些东西。之所以值得回忆是因为影响生活的就是他所描绘的。它对他说：“这就是你应当期望的。”“这就是你应当避免的。”“这就是生活！”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经验本身并不比记忆中用于凝结成生活意义的经验重要。每段记忆都是纪念品。
在表明个体保持自我特殊的生活方式有多久，以及指出他最先固定生活态度的环境等方面，童年早期的记忆尤其有用。最早的记忆有其显著的地位，有两个理由可供解释。第一，个体对自身和所处环境的基本评价都包含在内。它是个人对自己的外表，最初对自己或多或少的完整印象，以及别人对他的要求，第一次综合的结果。第二，它是他的主观出发点，也是他为自己编织自传的开始。因此我们常常在其中发现，他将自我感觉到的不足和懦弱的地位，与他理想中的长处和安全的目标进行对比。至于个体认为的最初记忆，实际上是否就是他记得的最初事实，或者对真实事件的记忆，对心理学的目的而言无关紧要。记忆的重要意义，只在于它们被当作为何物，个人对它们的解释，以及它们对现在和未来生活的影响。
在此我们可举几个最初记忆的例子，来看清它们所固定的生活意义。“咖啡壶倒在桌上，烫着我了。”这就是生活！以这种方式开始自述的女孩被无助感缠绕，低估了生活的困难和危险，我们发现这一点并不惊讶。假设她在心里责怪别人没有给她足够的照顾，我们也不应该奇怪。有人粗心大意致使这么小的孩子面对这种危险。另一段最初记忆也体现了类似的世间情境：“我记得三岁时从摇篮里摔下来。”这段最初记忆重复出现在梦里：“世界即将灭亡，我在深夜醒来，发现夜空有亮红的火光。星星都坠落了，我们和另一个星球碰撞在一起。但在碰撞之前我就醒了。”当问到这名学生是否害怕什么时，他回答说：“我害怕我获得不了成功的人生。”很明显，他的最初记忆和重复的梦境使他灰心丧气，并证实了他对失败和灾难的恐惧。
由于尿床以及与母亲的不停争斗，一名十二岁的男孩被带到诊所来，留给他的最初记忆是：“母亲以为我丢了，跑到大街上大声呼叫我，非常担心。我一直藏在家中的碗柜里。”我们从这段记忆里可以看到：“生活意味着通过找麻烦来获得注意。获得安全的方法是欺骗。我被忽略了，但是我能戏弄别人。”他的尿床行为也是使自己成为担心和注意中心的一种方法，他的母亲通过担忧以及对他的紧张不安，证实了他对生活的解释。在之前的例子中，这个男孩很早便获得了这个印象：外界的生活充满了危险。他断定，假如别人担忧他的行为，他才会安全。只有这样，他才使自己安心，假使他有需要，他们就会保护他。
一位三十五岁妇女的最初记忆是：“当我三岁时，我走进了地窖里。我走在乌黑的楼道里，比我稍大点的堂兄打开门，跟着我。我很怕他。”我们从这段记忆里可以看到，她不习惯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和异性在一起让她尤其不自在。对她是独生女的猜测，被证实是完全正确的。她到三十五岁时仍然没有结婚。
社会情感的更高发展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体现出来：“我记得母亲让我摇动摇篮车里的小妹妹。”然而在这个例子里，我们也能找到种种迹象：她只和比自己弱小的人在一起才轻松自在，以及她依赖母亲。新生儿出生后，在照顾他这一方面，最好要得到大一点孩子的帮助，让他们对他感兴趣，并允许他们为他的幸福分担责任。假如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便不会让他们觉得，对婴儿的关注就是减少他们的重要性。
渴望和别人在一起并不表明他对别人真正感兴趣。有个女孩，当问到她的最初记忆时，她回答说：“我正和姐姐以及两个女孩一起玩耍。”在此我们当然可以看出，一名儿童正在学习社交。但是当她提及其最大担心时，我们对她的努力获得了一种新认识：“我害怕被独自丢在家里。”因此我们找到了她缺乏独立性的迹象。
假使一旦发现和理解了赋予生活的意义，我们就拥有了整个人格的关键。时常有种说法认为，人们的性格不会改变，但是只有那些从未发现处境之关键所在的人才会持有这种观点。然而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假使未能发现最初的错误，那么讨论或者治疗便不会成功；改善的唯一可能性就在于，训练他们拥有更具勇气和合作性的生活方法。合作是我们反对神经症倾向发展的唯一保护机制。因此，儿童应该在合作中得到训练和鼓励；应该允许他们在共同任务和共同游戏中，在自己这个年龄层的孩子中，找到自己的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任何对合作的阻碍都会产生最严重的后果。以被宠爱的孩子为例，他学会了只对自己感兴趣，把对别人缺乏兴趣的态度带进了学校。他对功课感兴趣只因为他认为能获得老师的赞誉，他只想听他觉得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当他接近成年时，他在社会情感上的失败显然会变得越来越具有灾难性。第一次发生错误时，他就停止训练自己的责任感和独立性，直到现在他也不足以应对任何生活考验。
我们不能因为其缺点而责备他：当他开始感觉到这种结果时，我们只能帮助他改正。我们不期望一个没有学过地理的儿童，就能正确地回答试卷上的问题；也不期望一个没有受过合作训练的儿童，在面临的任务要求合作训练时，就能顺利地完成。但是，每种生活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合作的能力；每项任务都必须在人类社会框架内，以增进人类幸福的方式熟练掌握。只有理解了生活意味着奉献的个体，才能以勇气和良好的成功机会来应对困难。
如果教师、父母以及心理学家理解了赋予生活的某种意义所犯的错误，如果他们不犯同一种错误，我们就能确信，缺少社会兴趣的儿童对自己的能力和生活的机遇更有把握。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他们不会停止努力，寻找便捷之道，尽力逃避或者扔掉别人肩上的重负，要求温和的对待以及特别的同情，或者感到羞辱，试图报复他们，或许会问：“生活有什么用呢？我能从中得到什么？”他们会说：“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的任务，我们有能力应付。我们是自我行为的主宰者。如果必须除旧布新，那么除了你自己，没有人需要这么做。”假如生活是以独立者参与合作的形式开始，那我们就可看到人类社会的进步没有界限。
